成都市，东经101．4度、北纬30．6度，位处中国的西南。成都从来就被公认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公元2001年，以神秘著称的古蜀王都“金沙遗址”又在这里被发现。金沙出土的、以被选定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为代表的神秘器物使这里的文化更加绚烂；金沙遗址使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又大幅度前推。古蜀王都金沙的发现证明，成都这座城市距今已经有3000年了。城市有3000年历史没移动过位置且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奇迹，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中国古城的“活标本”。对这样的城市进行探索，应该可以获取到许多的信息。
一 、“似斜实正” 的成都城。如果打开成都地图，可以发现城市街道以经纬十字交叉形成井字布局，看起来鳞次栉比，非常壮观。这种布局与北京城非常接近，因此过去常有人将成都称做“小北京”。仔细观察又可发现，与北京地图相似却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是成都城区除中间俗称“皇城”那一块是正南北向以外，所有街道却几乎都是斜向布局。纵的街道是东北一西南向，横的街道则是西北一东南向。在这座城市里如果问路，不会有在北京那样“往东”、“向南”等有明确方向的答复，代之的是（左拐”、 “右拐”、 “端直”)走的说法。并非是因这座城市里的市民对东南西北方向概念的淡漠，实在是因城市街道的斜向布局，还是以这种方式指路要确切些。成都的城市布局整个是斜的，从地图上测量，这个方向是215度(西南方35度)。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确乎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而促使笔者进行这方面思考并追踪探究的还是2000年的一次惊天发现——商业街船棺的出土。从商业街这处遗址的规模和出土器物看，这里是古蜀开明王朝的宗庙。成都市的整体朝向是西南方35度，那么这个宗庙所在位置是值得玩味的。到底是先秦时期古蜀的一次偶然还是在那个时候斜向的成都就已经形成(史载：成都城是秦灭蜀后由张仪仿照咸阳修建的，时间是公元前310年，晚于商业街遗址的时间)。对照成都地图从商业街古蜀遗址，沿此方向往北(东北向35度)查看，可看到护城河内的制高点、有名的“武担山”。将武担山与古蜀宗庙用线连接起来，回过头来继续将这条线往西南方延伸，即可找到著名的武侯祠等。这是一条神奇的斜向轴线(我以为或可将它称做城市“中轴”或称“风水线”)。沿线有许多古代宗庙陵墓，如刘备的惠陵、武侯祠，商业街古蜀的陵寝宗庙；就连这条线的终点武担山，据文献记载也是古蜀王妃的墓葬。近代、现代的成都城市是这样布局，历史上呢?只要稍作查考，就能发现历史也从来在这条风水线上辉煌。考古出土物证明，这条线从来就是精彩纷呈。也是位于这条线上的古蜀方池街遗址(现四川省总工会所在)曾发现大量古蜀文物，出土有只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过的“石跪人”。而三星堆和金沙村两处皆已被证明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仅此也可折射出方池街这里也应该是古蜀国的最高机构所在。
世纪70年代，也是在这条线上羊市街l9号大院的古井内曾发现汉代“别部司马”铜印。据专家考证，东汉蜀地有过这个头衔的应该是益州牧刘焉(刘璋之父)；史学家据此认为，汉代管辖益州的官署应该就在这里；而刘备延续汉统登上帝位的地方，仨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在这条线上另外还曾经发现汉宗室、任2000石官职的刘巽墓以及其它一些大大小小的遗址遗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条线是斜的，成都的城市布局整个也是斜的，不但是古代，近代、现代都是如此。近现代的斜向可以说是沿用古时的布局，那古时候的成都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令前人将城市“扭偏”?对于成都城市斜向布局的原因，笔者曾听到过多种释，其中最典型的是“五行八卦说”、“等级说”和“归属说”三类。其一：从五行八卦的解释曾有老人对笔者讲，成都城市斜向是为易卦值“坤“，为适应方位而造成的。在后天八卦中“坤”的方位是西南，由此来解释成都城布局的斜向似乎有道理，也颇能蛊惑人。而历来成都就有许多学习研究《周易》的人，这应该是产生这种说法的背景因素。历史上成都曾出过不少易学大家(如严君平等)，也许是历史文化延续的原因，或者说这块土地适合于学易者生存，历来也确有不少学易研易者隐于成都市井之间。最为出名的是由北宋程颐夫子口中说出的“易学在蜀”赞语一程颐兄弟少年时在成都坊问就曾遇到腰间别着周易》一书劳作的篾匠，惊讶之余与其对答数语，深感此人造诣深厚，为此程颐先生对成都市的整个易学氛围给予高度赞美。通过这个故典也可发见历史上成都这片土地上学《易》者确实很多且有较高水平。自清代乾、嘉以来号称“川西夫子”的刘止唐先生就精通易学且著有《习易恒解》一书。刘止唐先生门人遍及蜀中，门人中仅举人进士就有百余人，也就是号称“四川刘门”的这批学人兼名人影响了蜀中的近代文化，也让学习《易壅》 在成都成为一种时尚。
一般学者往往爱将自己的心得利用到风水、建筑上去，故成都遗留下来的民清建筑中往往有格局与众不同的。比如温江区的“陈家桅杆”大院，院门朝向东北并于不同方向立有三堵照壁、院内还以青城山为蓝本堆有假山作为此建筑群风水上的“靠山”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以本人愚见，像这样的建筑有故弄玄虚之感觉，但也证实哪怕是到近代成都市也有着这样的氛围。那么，有用易卦对成都城市布局方向来作解释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不过，愚以为这种按城市所值后天八卦方位来决定城市朝向布局的理论其实是讲不通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因“值坤”就将城市建来朝向西南，那么“值坎”的北方城市岂不是需要将城市建成“座南朝北”。如果是那样，不但大违“三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建城原理，作为北半球的城市就是连起码的“采光”也不会得到保障。因此，我以为这种说法只是三家村学究一类人的臆测，或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而已，不足凭信。
其二： “偏”。以示不敢与京城匹敌现代的成都城建于明初，据说整个城市都是仿照北京修建。从城市中心的“皇城”、围绕皇城的“御河”到经纬交错如棋盘般方整的街道布局等都与京城非常相似，这座城市因此而被称做“小北京”。据故老说，城市虽然仿照京城，但因是“藩王”，不敢与北京完全一样。故除了将城市规模减小，比起北京“小一号”外，就是将城市朝向稍偏以示不敢与京城相匹敌。这样的说法亦是有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对于偏处一隅的地方来讲， “僭越”是永远的忌讳，四川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因僭越而获罪的例子。早在隋代，杨坚的爱子杨秀镇蜀因“奢侈不循制度，大兴土木，造园囿，车服拟于天子”而“遂以罪废”。现在的旅游景点、建于明代的四川平武“报恩寺”，就是一座因土官修建府邸被举报“僭越”，为避免遭到因“僭越”罪名带来的横祸而改做寺庙的建筑。而成都那位明初为蜀王修建府邸“皇城”的康姓太监，工程完毕后也因被疑而遭祸(后被查明无辜，蜀王悯其横死，为他建庙祭祀，在成都留下一座“康公庙”，在今“康庄街”)。康太监的罪名虽是“糜费”、“贪污”，但是否有因“擅做主张”、“超标准”而犯忌讳的原因却是值得推想一番的。惟因蜀王朱椿毕竟是朱元璋的爱子，真正的理由(涉嫌“僭越”)也许是说不出口的吧。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成都城的朝向看起来有道理，但从推断与考古发现并不相合。对于这种说法，若是只将成都按照明代建城来考虑则似乎可以说得过去(其实明代那次建城就有将城市“扭正”的企图， “皇城”这一块的正南北向昭示了“扭正”这种思想，说明那时人们的观念己并不认可城市的这种斜向了)。但成都作为都市并保持斜向至少已有3000多年，在这3000多年中这里并不完全都是地方政府(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日望帝”这种“肆无忌惮的僭越”起，既然古蜀国能够“先称王” “称帝”，就没有必要将自己的都城搞得“低人一等”。“称王” “称帝”如此气壮，又何必在城市格局上表现出“心虚”呢。从前述“风水线”上的方池街遗址、商业街古蜀宗庙、武担山古蜀王妃墓葬等证明至少那时城市就是斜向。后来的三国蜀汉更是将自己认为是正统、同样被认为是正统的还有唐末王建的“前蜀”等，仅从“争正统”、“斗闲气”这个角度出发也不会容忍自己的城市格局低人一等，因此“等级说”也是靠不住的。其三： “归属说”与“等级说”这种说法往往在学界传播，承认自张仪建城起成都即是斜向东北，称为“衙署与街道皆东北向，表示天路朝宗之意”。认为整个城市是朝向秦都咸阳，这种朝向是为证明蜀地被秦兼并后对秦王朝的归属性。这种说法或许还可得到文献上的支持，但从考古发现看，未必如是。成都市的这种斜向应该是早于张仪建城，这条连线上的武担山、商业街古蜀宗庙、方池街古蜀遗址等都证明，在蜀国被秦兼并之前这座城市的布局就是斜向西南。那时的敢于“先称王”、“称帝”的古蜀王朝恐怕并没有向中原商、周“朝宗”的“觉悟”，更何况是去朝向被蜀王蔑称为东方牧犊儿”的秦国了。况且从近年的考古资料中得知，秦都咸阳的轴线也是偏的，秦都咸阳的轴线“与真子午线夹角20度”。若成都城是朝向秦都这个“宗”，那秦都咸阳又该是朝向哪个呢?故此， “朝宗”之说亦是值得商榷的。成都毕竟是盛于“摆龙门阵”的地方，我以为，以上说法都并不可靠，仅可归于“龙门阵文化”一类。[在排开那些坊间传说之后，毕竟还是需要为成都城市斜向布局寻找出真正的原因来。经探索、基于灵感也基于考证，笔者以：成都城市的斜向布局是因为城市的经度，或者说“都是太阳惹的祸”。
愚以为，成都城的布局其实是正的，或者说是“似歪实正”。关键在于是用哪种标准去衡量。若是用指南针作为标准来衡量，成都城确实“偏”。但成都城过于古老，古老到指南针还没发明以前。“阴”与“阳”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理念，并因此而形成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万物尽从三气而生” (《黄帝内经·太素·知针石》杨上善注)。要使城市作为人民的载体，使他们生生不息蕃衍发展，必须遵从“三生万物”这个“道”，而产生“和气”(即“三”)的条件就是“负阴而抱阳”。因此，让建筑和城市朝向代表“阳”的南方是古人建筑的准则。在发明指南针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日影来测量确定“阳”所在的南方：在地上树立一根桩(称为“表”)，当某个季节某天日影最短的时候， 日影所指的方向就是代“阴”的北，而日影所背的方向就是代表阳”的南方。这个南方不是地球磁力线的方向，而是当地最准确以太阳为衡量标准的“阳”的方向。因为成都在地球经度的位置，太阳光最强、日影最短的方向并不是指南针所指的南，而恰是西南方的35度。蜀人根据这个方向修建自己的都城，应该说是蜀人根据太阳如实地寻找到了城市的方向。
“立竿见影”、追求太阳、寻找南方。这其实应该是古代通用的方法，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考古资料上的古代城址都是这样的。秦都咸阳——“与真子午线夹角20度”；另外还有临淄齐故城、易县燕下都等均是如此、都不是指南针上的正南方向但都相差不远(前不久在互联网上看到，说新发现北京城“居然”也是斜的，虽没看到具体资料不知是斜向哪方，但愚以为或者应该是偏向东方即“西北——东南向”)。总而言之，以地球磁力线为基准的“子午线”与各个地区阳光最正的实际方向并不一致。最早的城市与建筑取向是依据太阳的实方向，而以后(包括学界到所有大众)的一切习惯均是依据地球磁力线。衡量标准的不一致造成的城市“斜向”，通过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和今人都没有错，但这个向又确实是应该叫做“似歪实正”，或者可以说“都是太阳惹的祸”吧。二、“双城相重”的成都城成都市从来是“双城格局”，城市是由“大城”与“少城”两部分组成，这可以从现实、历来的记载资料以及老成都地图上看出。前述那条“风水线”位于少城的正中，也就是少城的中轴线。考古发现西周早期根据出土的跪姿石人认定)的方池街遗址、战国时期的商业街遗址等，都证明“少城”存在的历史早于张仪建城。因“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慎势》)，也证明自有少城以来，它的“之中”—— 中轴线就在这个位置；可以说这条轴线已延续了3000年。在谈过少城及这条“风水线”后有必要再谈与之相依相伴的“大城”。
要探询双城，势必需从城市的“靠山”说起。考古发现，古代城市的北方一般都有高大的土台。这些土台、土山往往还是人工夯筑而成的。临淄齐故城、曲阜鲁故城、易县燕下都等都是如此。为印证这个观点，我曾询问主持过三星堆发掘的赵殿增老师。赵老师讲三星堆遗址以北也确有土台，其朝向也确为西南方。关于城市以北土台功能的认定，有专家认为是墓葬(考古发现大多也确是如此)。古代有将祖先或君王葬在城市北边的习俗，有“古者葬乎国北”的记载更是从理论上证明这种风俗确有其事。对于城市以北土台的功能，更普遍的认定是“祭祀台”。在先秦时期，祭祀是“国之大事”。祭祀在早期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分量非常重。 《记·表己》里谈到夏商周三代意识形态方面的特点时说：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从此段文字看，祭祀尤以商代为盛，夏、周两代虽“而远之”，但“事鬼神”却是这些历史时期统治者所共同遵从的。鬼神虽是个广义的概念，从司掌天地以至于各种自然现象的上苍到逝去的祖先均被包在这个概念里，而最为贴近者恐怕还是与自己有着血缘情感联系的祖先。因此，这些土台能够既是墓葬又是祭祀台，其功能是二者合一的。其实我认为，若从城市布局来看，古城北边土台更重要作用是风水上的，更应该被理解为城市(风水术语中)的“靠山”。关于“风水”及其相关的各种概念其实并不是后世才有，建城是非常隆重的事，对于营建都城古人应该更是非常慎重地看待。《诗经·公刘》就有公刘为迁建都邑而反复查看地势的描述，从中可以窥到古代建城的思想方法以及慎重其事的程度。如前所言，成都少城轴线顶端是“武担山”。据记载此山是蜀王妃(史传为“武都山精”所变化)的墓葬，这座小土山系由“五丁”从遥远的“武都”担土堆成。愚以为从建城风水的角度看， “武担山”其实就是少城的“靠山”。亦如前所言，成都是“双城格局”。按照这个理论推断，少城东连的“大城”北边也应该有这么一座被称为“墓葬”或“祭祀台”，实质是城市“靠山”的土台。如果沿少城轴线以直尺平行东推，到历史上大城的中间位置再向北寻找⋯⋯ 。实在、果然——在考古界鼎鼎大名的“西周祭祀台” “羊子山”赫然出现在大城轴线的顶端。羊子山位于成都以北驷马桥附近，据考 古认定是一座人工筑成的时期为西周的祭祀台。羊子山也是历代墓地，解放后在这里建成砖厂利用土台的黄土烧砖。取土制砖过程中曾挖出历代墓葬221座。羊子山这些墓葬从上到下层层叠压，年代由近及远，最底层年代最早到新石器晚期。这里汉代大墓出土的画像石更是闻名遐迩。到今天， “羊子山”除了地名及各种传说以外，土台已经完全没有了。从“风水”的角度看，也许独立意义上的“大城”已不复存在了吧。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古城， “双城格局”并非成都的“专利”。考古发现许多先秦都城也是分为大城小城两部分，称为“郭城”与“官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从功能上做了区分。宫城主要为国君贵族所居，而郭城则多为一般百姓所居住。愚以为，虽有这种区分但划分并不截然，百姓居住的地方亦设有衙署，有贵族官吏管理。而官城非指“禁城”，有贵族群亦必有供他们消费的场所市肆，亦有普通人为其服务。因此，在郭城旧址发现贵族的遗迹或是在宫城区域发现平民的东西都应该是可能的。分为大城小城并且双城东西并列的国都有许多——赵武灵王城、临淄齐故城、燕下都、郑韩故城、中山灵寿故城等。只不过上述这些都城部早已被历史湮灭，只能通过文献来知道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更通过考古发掘来寻找过去的样子，而成都城的格局则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现在成都的双城公认始于张仪所建，时间是秦灭蜀以后的公元前3l0年。在此之前呢?是否双城，是如何布置的?随着2001年金沙古城的发现，这看似不可考的迷题仿佛已被解开。也许是因大城轴线上羊子山这座“靠山” 的消失，现位于成都市东半部的“大城”单独成为“城市”的基本风水条件己不完备，或是上天垂鉴或是地运使然，2001年古蜀都城金沙遗址意外被发现， “再现”了成都的双城。说意外，是因过去历史上并没有任何金沙村此处会是古蜀都城的文字记载。金沙古城毁于什么原因毁于何时?为什么会没有记载?古蜀固然是“不晓文字”无法记载，后来呢?为什么会将一座宫城的记忆抹得那么干净? ’在此不妨大胆推测，金沙宫城的消失与张仪建城或有其必然联系。关于张仪建城之前的古蜀政治中心，文献上惟有“赤里街”这一地名掠过。对于这个“赤里街”究竟在哪里，许多前辈学者曾做过探索。有认为在成都市北的“将军碑”，有认为在市内的“上南大街”，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为定论。其实，有了金沙古城的发现，这个被考古发现是当之无愧政治中心的遗址仿佛与“赤里街”已非常接近了。哪怕是从名字看： “赤里”—— “金沙”，仿佛彼此之间都有着必然联系(仅以此当然不足为凭，还需继续寻找证据)。公元前316年古蜀开明王朝灭亡的那场战争没有经过想象中应该有的激烈程度。
秦对蜀的兼并战争完全是一边倒，匆匆忙忙间开明十二世就弃城而逃并在彭山江口(古之“武阳”) “被害”。按照中原的习惯，灭人国后除掠夺各种“重器”以外就是毁掉被灭国的宗庙社稷。要在文化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除掠夺及毁坏对方的宗庙社稷以外，其它方面的“破旧立新”也是必然少不了的，也就是从思想上除去前朝的各种影响。战争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也没有那种应该有的激烈程度，但要使原住百姓完全接受新的外来统治却不会如这场战争那样简单。这其间曾有过“原住民出走”——古蜀开明王的子孙安阳王率众远赴“交趾骆越”。有占领者往蜀地大规模移民——仿照咸阳的成都城修好后的“实秦民万家”，以及秦后来陆续灭掉中原各国后从中原往这里的“迁六国豪强”。有过扶持“傀儡政权”——秦灭蜀后先后扶起并利用再消除的短命政权“蜀侯恽”、“蜀侯绾”、“公子通国”。在相对闭塞民风崇尚鬼神的古蜀地，要彻底征服原住民必先毁掉他们对于先王朝再兴的精神基础；势必要毁掉原来的宫室建筑，当然更要从风水角度进行“专业性”的破坏。这也许就是金沙古城的被毁以及“破旧立新”张仪建城的根本原因。古蜀时期的成都城也许根本就与一般概念的城市不一样，开明王的匆匆外逃也说明古蜀或许根本没有可以凭险抵抗等待援兵的城墙(金沙考古到现在也没发现有古城墙的痕迹)。也正是这个原因，为与中原各国“接轨”，修建“正规的”、“有城墙的”城市，同时更为消除前朝影响，造成张仪在战争结束仅六年的时间就大兴土木仿照咸阳建成现在成都这座又已延续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具体的建城指导思想应该是：将原来的带有太多前朝痕迹的宫城弃并毁掉，破除给遗民留下“再兴”希望的风水。城市“向东向南发展”，并将原来的“郭城”少城)改作为管辖百姓的“宫城”，在少城东边新修郭城(大城)以“守民”，并修建城墙将两城圈起来。
城墙的修建还有着“龟化城”的传说，言成都城墙是随着一只大龟的爬行轨迹修建而成的。这种说法历代均言之凿凿，其实又安知不是张仪针对蜀人“尚鬼”风俗搞出的花样，以使古蜀遗民从心理上放弃对修建新城和废弃旧城的不合作，使一切带上“天意”的色彩，使一切显得顺理成章呢。仍回到金沙古城的话题。按照本文前面的理论，最早的成都应该也是双城格局，即由西边的宫城(金沙遗址)与东边的郭城后来的“少城”)组成。而东边“大城”与西边“少城”的组合应该是张仪建城才形成的。
按照本文前面的理论，既有金沙古城亦必有这座城市的(轴线) “风水线”。其实金沙古城的这条“风水线”一直确实存在，而且方向也是偏向西南方35度在市西边的“老成都”都应该知道，这条线上从来就成排地耸立着一系列高大土堆，当地百姓将这些土堆叫做“高堆子”。近年考古挖掘，认定这一系列土堆其实是汉代墓葬的高大封土，每个土堆下埋葬着一群群的汉墓(每个土堆或许就是一个家族的墓地)，发现有墓砖、陶俑、钱币、铜摇钱树散件等。这些“高堆子” 自东北往西南向排列，恰经过金沙遗址文物发现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条线上、今发现的古蜀祭祀区“梅园”东北方向不远(今三和花园处)地下，曾发现面积愈500平方米的古蜀建筑，今天看来这么大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古蜀国的宫殿。最奇特的是，三国名将黄忠的墓葬也在此处，而且恰压在古蜀宫殿的上面。有汉一代，人们对于风水是非常推崇的。 循汉书·袁安传》记载： “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 ‘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有此记载，足见东汉时期追踪风水寻求葬地是非常流行的社会习惯。当汉代人在这条线上营建坟墓时，金沙作为宫城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千多年。想来当 时地表已经没有任何古蜀国的建筑和痕迹了，这里应该是一片平野。而汉代人能找出这条轴线并将这条线作为墓葬的风水宝地，尤其是黄忠墓与古蜀宫殿位置的重合，使本文的“轴线”等同于“风水线”的观点得到支持。依据本文的另外一个观点，既然金沙曾是都城，那么还应有“靠山”这个因素需要找到。站在金沙遗址的高处沿这条轴线方向 东北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距成都市区最近的自然山——“凤凰山”。凤凰山古名“升仙山”，据传是古仙人张柏子跨赤虎成仙的地方。解放以来也曾在山上出土过不少包括先秦时期的文物。据本人实地估算(根据汽车路码表显示里程，扣去弯道等因素)，此山距离金沙遗址约八公里，由于它与金沙遗址之间的方位恰在东北方35度，因此我以为就是金沙这座古蜀宫城的“靠山”。至于金沙宫城东北方向是否另有未发现的人工修筑“墓葬兼祭祀台”还待考察，不过愚以为就算历史上曾经确有这样的土台，恐怕也被张仪等秦占领者为使古蜀宫城彻底消失而平毁了。至于历史文献没有金沙遗址这座城市的记载，关于这座宫城的记忆被抹得那么干净。究其原因，一是古蜀本身“不晓文字”，给记载流传增加了难度。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认为应该是兼并者的“杰作”，应该是兼并后的统治者刻意消抹的原因。秦王朝素以控制意识形态而著称，能发生焚书坑儒事件的王朝，抹去被兼并国的历史也算顺理成章的事吧。
后记
民间有俗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它来代表世事的变迁。以金沙古城对于成都的关系来说，应该是“三千年东、三千年西”。实在是世事沧桑，不由人感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三千年后，金沙古城又出现了，成都又恢复了最早的双城格局，一座新城正在这里飞速崛起。在这里，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正在飞快地自然形成——东边的民居杂院，西边的别墅园林，加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商贾店铺；在中线上又已坐落了不少各类机构，不得不让为造化感叹。当金沙这部分城市重新出现再度崛起的时候，除为造化感叹以外，笔者衷心地为这座重生的古城祝福。祝金沙古城也祝成都市，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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